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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真的会进行改革开放吗?

史话新说2018-05-15 1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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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宇 洪志先(发自平壤)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5期

原题为《双面朝鲜:“地下经济”与“合法交易”的博弈》


处决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的枪声,最终成为朝鲜巨大的地下交易市场重新启动的发令枪。


4月下旬的一天,那个令外界震惊的处决刚过去一个月,朝鲜新义州车站上挤满矮小的朝鲜老妇人。上千人人头攒动,无一例外都像虾米一样弯腰90度,背负着比她们自身大得多的货物包裹,拼命挤上开往平壤的列车。


朝鲜官方为限制市场自由贸易,一度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做买卖,至今一个家庭中往往还是由老妇人承担起做生意的重任。中朝边境城市的中国人对这些从丹东或新义州打货的老妇人早已司空见惯,不过,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难免震惊,这些身高不足1.5米、面色如土、身形干瘪、头发蓬散的老妇们,令年老的游客们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中国。


穿行在背着枪的人民军士兵中间,瘦小的背包妇女和她们身上沉重的货物,呈现出朝鲜地下经济的真实一面:在严密控制的计划体制下,市场经济暗潮已然势不可遏。


跟她们同在一列火车上的高等车厢里的北朝鲜女生小樱(化名),则跟这些妇女形成鲜明对比。尚在大学就读的她身着进口名牌风衣和漆皮高跟鞋,面色红润美艳,妆容精致,配戴着苹果绿时装表和妈妈送的20岁生日礼物—一条珀金项链。可以随意用手机打电话的她,并不清楚自己每个月用掉多少话费,因为“爸爸到时间会去充值”。包括轻松的笑容在内,她身上的一切在这个国家都尚属稀缺品。而这只是因为小樱的父亲是时常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的朝鲜商社的领导。


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交织着朝鲜社会复杂的矛盾和博弈。一方面,它们泄露着这个国家公开的秘密—由上至下,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尽力向境外寻找生机,不是以“地下经济”的方式艰难求生,便是以公开贸易的方式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前者作为市场交易链条最活跃的终端,或许是这个国家最期待市场化改革的人,而后者则作为垄断了“合法交易”资格并得以牟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却绝不欢迎以市场开放为方向的对内改革。


两张面孔告诉人们:朝鲜其实离市场经济很近,也许近得让人难以想象;但离市场化改革很远,远得同样让人难以想象。


小贩撑起的地下经济


庞大的地下市场,在朝鲜之所以成为可能,以粮食为首的全面短缺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曾前往朝鲜考察的俄罗斯教授安德列·兰考夫的描述中,上世纪90年代朝鲜出现大饥荒,同时失去了前苏联的援助,粮食和物品的国家供应系统崩溃,包括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在内的绝大多数朝鲜民众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寻找食物和收入的来源,集贸市场从此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如果饥饿是地下市场形成的内因,中国的存在无疑是这个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外因。在朝鲜国内生产多半停滞的情况下,来自中国境内的产品支撑起了近乎整个市场的物资供应。


延边大学朝鲜经济研究专家林今淑教授表示,早在1980年代初,中国兴起经商热时,延边等地居民已开始以探亲形式到朝鲜边境地区从事经商活动,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当年参与经商的人,今天许多已是朝鲜边境经商的大户。1990年代也是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大部分边境地区居民加入经商,在国家停止粮食供给的情况下靠经商收入购买到高价粮食渡过了难关。


随着包括平壤地区在内国家配给的全面紧缺,私下交易的市场很快扩散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朝鲜西北角的新义州和东北角的罗先特区,作为两个可以获得境外物资的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发货地点。新义州到平壤的铁路和公路,以及从罗先特区开往内地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成为朝鲜大地上的两条粗壮的商品输血管道:一些商品在这两个特区交易后,被内地贩子运往朝鲜内地;一些商品只是路过那里,直接由中国运往内地。


商品到了内地之后,又会在地上或地下市场形成完整的完全自发的销售网络。


城里人、农村人都参与交易。在农村的市场上,城里人会带去工业品出售,并买到大米背回平壤;农民们种地、养鸡、养羊、养狗,都用来出售,或者换回他们需要的产品。另一些小贩将货物装在包里,通过贿赂得到行走各地的通行证,以流动的方式偷偷卖货。


在韩国全南大学课题组对滞留在中国的200名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在您的经济生活中,常规部分(工资和配给)和非常规部分(包括副业收入、经商收入、自留地收入)的收入相比,哪部分更大”这一问题,62.5%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大得多”,17%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略微多一些”。两者相加,79.5%的人认为非正规收入多于正规收入。


韩国脱北者团体“好朋友”于2000年对滞留在中国的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目前在朝鲜靠经商来维持生计的家庭大概占几成”这一问题,48.9%的人认为占90%以上,79.5%的人认为占80%以上。


朝鲜人早已无法脱离对市场的依赖,尽管政府对自由市场在不同时期设置了不同障碍,不过人们早已学会用各种方法规避限制,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8年的报告称,2007年秋,朝鲜政府曾强行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交易,但人们让更老的家人去市场做买卖;2008年1月中旬,限制一般市场供应商品的种类,但受管制的市场很快被小巷市场弥补,商人们不断更换交易场所,并贿赂巡查的官员。


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认为,朝鲜人现在的市场意识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成熟得多,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靠市场存活。“1982年,中国的报纸还在鼓励人们从商,人们却都不愿意抛弃铁饭碗。但现在的朝鲜不是,每个朝鲜人离开市场都不行。国家机关想用钱也得到市场换。市场经济到了这个份上,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


小贩们除了撑起了朝鲜的地下贸易,更撑起了朝鲜的地下金融市场。


由于朝鲜官方金融系统运转能力和信誉度的全面崩溃,朝鲜实际上一直处于金融系统缺位的边缘。


对外,朝鲜的银行存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管理水平、运作方式、技术和效率与国际惯例差距太大,不讲信誉、挪用客户资金等各种问题令本地银行根本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境外银行也不可能与朝鲜银行建立通汇结算关系。中朝贸易甚至必须通过第三国或地区的银行间接转汇结算,以至结算成本过高。因此人民币等各种外币的地下黑市以及现金交易、私自携带大笔现金出入朝鲜成为必然。


对内,据金强一分析,1990年代中期,朝鲜的金融、法律体系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他观察到,在货币改革之前,旧朝鲜币通常破烂不堪,说明这些货币并未经过银行存取款以及银行对旧币的回收、替换过程。“也就是说,朝鲜的银行除了印钞票,已经失去了其他功能。社会上流动的钱,到不了银行,银行对这些钱毫无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支行《朝鲜经济研究》课题组2008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朝贸易中滞留在朝鲜的每年数十亿元人民币,绝大部分都被私藏民间而非存入银行。朝鲜人民币黑市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由朝方少数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在当地颇有社会背景的家族成员操控。其内部职责划分清楚,分工明确。主要集中在市区农贸市场内,交易对象以中朝两方边贸企业为主,主要从事朝元与人民币的现钞兑换。黑市汇率一般由几个比较大的“黄牛”引导形成。


在“黄牛”的操控下,2002年“7.1改革”之前,黑市汇率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此后实行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调整汇率;2003年4月之后,朝鲜大量发行货币,出现通货膨胀并逐渐恶化。人民币汇率呈现急遽攀升态势。


在大陆,不论是官方还是黑市,朝元都是不可兑换货币。朝鲜如果没有人民币黑市,以朝币为基础的贸易根本无法进行。


神秘的朝鲜商社


全民经商之外,全官经商更是朝鲜市场经济蔚为奇观的一面。


朝鲜没有私营企业,所有国营公司都称为商社。商社系统扮演了国家分配系统中最核心的角色,简单说,就是为朝鲜劳动党和金正日政权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最关键的财政保障。该系统中的大小商社,在中国的大多数省级城市中都很活跃。中朝贸易关系也由此成为平壤的独特生命线。


1992年朝鲜实行“新贸易体制”之后,全国贸易公司由1980年代的39家猛增到100多家。除对外经济委员会外,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劳动党中央所属的组织指导部、国际部、干部部等部门以及社会安全部、保健部、人民武力部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商社,从事贸易活动。各个道、市行政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有自己经营的贸易商社。除了党政系统之外,朝鲜人民军也拥有商社。


1998年,朝鲜整顿对外经济体制。废除对外经济委员会,成立贸易省。各道、直辖市只允许保留其管辖的1家贸易公司,其余由贸易省统一管理。朝鲜民族经济合作联合会负责与韩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事项。


当年9月,朝鲜对出口贸易不佳的商社进行整顿,将中央各部管辖的商社以党的部门—大成、人民军部门—美丰、内阁部门—平壤商社等为对象进行整合。朝鲜贸易商社数量由300多家锐减至120多家。


据丹东某对朝贸易研究机构截至2010年4月底获得的朝鲜方面提供的对华贸易企业目录,朝鲜贸易商社超过284家,其中包括朝鲜烽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公司以及烽火总公司,朝鲜大圣第一到第八贸易公司,大成贸易公司,柳京贸易公司,三池渊贸易公司,白马贸易公司等。此外,被统计的能够与中国发生贸易或投资关系的还有合营公司22家、专业公司19家、出口专厂11家。


理论上,朝鲜是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收入上缴国家,国家再通过调配和发放工资完成对单位和个人的分配。而这些贸易商社则是通过完成上缴利润指标,以及在重要纪念日“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通常以货物形式)来“上贡”。


现在,朝鲜有很多商社在中国驻站,每个小公司要面对每年5000美元的利润上缴额度。许多商社根本完成不了指标,如果负责人在三年任期内不能完成指标,就得回朝鲜。所以许多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骗中国企业的钱以及给上级领导送钱。


留在中国的好处太多了。部门也许不挣钱,但个人能挣钱。尤其是掌握实权的人物,一旦成为中国商人争相“打点”的对象,甚至可能一夜暴富。而对中国商人而言,和这些商社打交道是最没有信用保障的,因为一切商业往来都要通过关系达成。往往在重金“打点”了关系人物之后,一场生意还是变成骗局,血本无归。


金字塔社会


根据丹东对朝贸易人士观察,朝方商社领导在中国购物颇为奢侈。进一次服装专卖店动辄消费上万元。家中各种家电、电脑一应俱全。他们的孩子如同小樱一样,营养、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中国都市里的一般青少年。


在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里,这部分人作为“从事贸易者”,已成为朝鲜社会的新贵,位列朝鲜社会五个阶层里的第二阶层。


该份报告认为,在市场经济浸润多年、市场交易最终取代国家配给成为朝鲜民众主要的生活来源之后,朝鲜的社会阶层开始随之发生改变。


位列第一阶层的是握有军政大权的朝鲜劳动党的干部。他们在一切方面享有特权,强烈维护现有经济体制。他们的收入来自外国投资者和国内非法交易。


第二阶层为从事贸易者。他们能接触到国际资本,尤其是有机会获得硬通货外汇。


第三阶层是有组织的暴徒,他们通过控制不受政府保护的市场从中非法获取保护费。


第四阶层是依赖政府配给的“城里人”。


第五阶层是农民,他们通过出售自己耕种的农产品谋生。


尽管声称追求绝对公平的共产主义,但朝鲜的阶层分化早已不是秘密。不过,不同于配给决定一切的时代—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越优越的人,现在,有机会离市场越近的人,也越有可能获得暴利和地位。


第一阶层是所谓的“传统贵族”,而这一阶层一旦与市场发生关系,所获最多。曾有新义州安全官员向中方人员打听,能否将其手中5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而大肆收受进出口商贿赂、瓜分原本应该缴纳的每笔动辄数万元关税的各海关关长,则被认为“一年几百万元人民币根本不是问题”。部分朝鲜官员甚至在中国拥有房产。


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旅游学校等有机会和外界打交道的高等院校,成为特权阶层子女聚集的高校。2008年,一名平壤外大的女生曾被中国商人看见戴着价值约10万元人民币的欧米茄手表,并配有手机。一名平壤外大的男生则向熟悉的中方人士抱怨,由于学生中谁家有钱并不是秘密,因此他经常成为教师勒索的对象,每到期末就会有老师找到他说手头紧,要“借”20美元,代价是让他通过考试,“20美元一门课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口号”。


持有外币者,可以去平壤的外汇商店和饭店消费。两个人吃上一大桌酒菜,或是购买进口的烟酒以及其他市场看不到的家用电器:装饰性的吊灯,1800到3920朝元;电饭锅,9000朝元;电熨斗,3800朝元(依朝鲜官方汇率,1元人民币约兑14朝元)。


财富已无需隐瞒的另一标志是手机的大量出现。不能与境外通话的朝鲜手机,越来越多地在朝鲜外事人员、干部甚至大学生中使用。


在这里,中国产的中兴手机售价约为160欧元或是120美金不等—手机不得以朝币购买,购买者要么得有外币,要么有足够多的朝币去换成外币。


唯一负责在朝鲜开展3G手机服务的埃及Orascom电信公司于2010年2月3日表示,在朝开展手机业务第一年,3G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10万人。该公司预计今后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数百万。从中可以一窥朝鲜“新贵”们的增长速度。


而在第二阶层“从事贸易者”里面,最独特的一道风景,是在朝鲜的华侨。从1980年代起,因为华侨通常在中国境内有亲戚,通晓汉语、朝鲜语,对朝鲜社会、关系了如指掌,能够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占尽中朝贸易先机,遂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并悄悄积累财富的人群之一。时至今日,众多华侨已经成为各大边境口岸富甲一方的巨贾。


华侨之外,朝鲜市场上还存在实力较弱的朝鲜人“中间阶层”:在市场中从事中介及批发零售贸易的商人。他们通过贿赂最底层的官员、对市场的了解以及宝贵经验来赚钱。DailyNK2007年文章分析,当时卖面条的个体商人月收入能有5~6万元朝币,与之相对比的是,当时的工人月工资约2000~3000元朝币。


这部分“中间阶层”已能够吃上米饭和蔬菜,尽管这与成功的华侨尚有天壤之别,但这一收入比在食物方面朝不保夕的朝鲜下层居民已经高出很多。文章认为,如果体制转变,他们也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为企业家或是巨商。


他们和华侨一起,成为左右市场的两大力量。


被抵触的改革


尽管障碍重重,商品经济在朝鲜毕竟已成无法逆转的潮流。再加上朝鲜半年以来岛屿招租、计划设立新的特区、加大招商力度等各种经济动作不断,令外界再次猜测朝鲜是否会真的改革开放。


2300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并且什么都缺,这样的国家如果能够改革开放,无异于满地都是商机。


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朝鲜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朝鲜改革走向不甚明朗:金正日不太可能像中国领导人否定“文革”那样否定金日成时期确定的政策,“因为那样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众所周知,朝鲜在公开场合一直坚持其计划经济是正确的,也从未有过“改革开放”的表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朝鲜官方宣传中是一直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本被批判的。


此外,否定以往的经济发展路线和经济体制,也会遭到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先军政治”路线所形成的两大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课题组同时认为,长期的思想禁锢和个人迷信已使朝鲜国民养成了“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突然转向也会使他们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容易造成社会的混乱,危机政权稳定。


“先军政治”依然是朝鲜政治的基石。这一理论具体体现为:突出军队地位,视军队为国事中的国事;重大经济项目经常直接由军队来承担,经常展开“进攻战”、“歼灭战”;保障军费投入,军费高达GNP的25%~30%;倡导军人经商,提高社会凝聚力等。


如此高比例的军费预算支出严重挤占了民需产业所需的资源,不可避免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直接冲突。朝鲜的军需产业由“第二经济委员会”领导实施,根本不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和管理,自行决定生产、消费、需求、供给等全部经济计划,权力日趋膨胀。金日成曾说:“第二经济委员会就是第二政务院。”


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陈龙山认为,在上述体制之下,第二经济部门的势力已越来越大,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应也越来越大。


另一既得利益群体是朝鲜的重工业部门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产业和企业。朝鲜一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既得利益集团。陈龙山表示,1994~1996年朝鲜曾经提出“农业、轻工业、贸易三大第一主义”的政策,试图改变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但因为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


围绕在金正日身边的核心阶层,同样是改革的阻力。DailyNK2007年发文表示,惧怕体制崩溃的核心阶层是支撑朝鲜体制的根干。正是因为有这些支柱,朝鲜才得以挺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孤立和压迫,即使是在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苦难行军”中也得以坚守住体制。这一阶层,是遍布劳动党和行政机关、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省、检查、审判等政权机关的在职人员。


金正日政权在对亲信们加强教育、严格“净化”的同时也赋予他们特权,以此来巩固他们的忠心,比如向中央党组织部、宣传部干部们按级别分别配发带有金正日生日号牌“2.16”的从高到低的系列奔驰轿车,为中央党干部和军队要人在平壤市内建最高档次武装警卫配备的公寓区,并由国家供给全套日本产家电、家具、沙发和食品,以及西方文化产品。


这一阶层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羡慕韩国的经济发展,却对改革开放抱有反感。由于党务人员不具备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存的技能和心理准备,他们更安分于现在的体制,以维持他们地位和名誉。


传统的既得利益群体之外,新兴的对外贸易商社体系也成长为新的既得利益群体。


美国和平研究所对朝鲜叛逃者的访谈,提供了他们为朝鲜国家贸易公司(商社)进行商业活动的详细信息。访谈显示,商社在扩张过程中一度失控,因为商社的领导者利用商社的商业渠道和合作资源变得非常强大。于是朝鲜领导人强行减少商社数量,整肃了大部分商社的头目。现有体制保障了目前的商社领导者们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避免了来自民间可能的竞争者,最方便地将巨额财富纳入私囊,仅靠伪造或是通过运作获得进出口许可证他们都能获取现金。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需要改革。


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们,同样对现有体制万分拥护。许多朝鲜商社领导的孩子曾经在丹东读书。与这一群体密切交往的中国商人发现,尽管见证了中朝两国社会的巨大差异和中国改革开放显而易见的成功,许多孩子却保持了对领袖极高的忠诚度。这些不用服兵役即可上大学的青少年,一边抱怨平壤生活上没有丹东方便,一边认为现有体制是最好的,声称“享受领袖的关怀”,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离婚、外遇等问题嗤之以鼻。


在多重掌握着资源和权力的既得利益的交织之下,朝鲜改革开放显得虚无缥缈。


中央党校朝鲜问题专家张琏瑰认为,朝鲜从未进行改革开放,也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朝鲜近期所有的经济动作,仅仅是为了捞取外汇,为朝鲜高层的奢侈品消费和发展导弹、核武器服务。朝鲜的众多商社,也是在军队以及为金正日个人服务的39号室的严密控制之下。


对于此前朝鲜曾经来中国考察改革开放,张琏瑰认为,其动机并不明朗—搜集情报并作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回国宣传,也是考察的用途之一。


张琏瑰认为,金正日最关心的并非发展经济,而是政权稳定。而只有老百姓依赖国家配给吃饭,政权才是最稳定的。2009年底的货币改革,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有人通过市场养活了自己、摆脱了控制的时候,国家会试图取消市场,让人们重新回到体制的怀抱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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