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极简中国史》作者:研究日本史,首先得研究中国史丨专访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6-02 16:54:16

仇英的《南都繁会图》描绘了南京在明代的商业贸易盛况


特约记者: 崔莹

编辑:陈文嘉 陈默


近日,学者阿尔伯特·克雷格的《中华文明遗产》一书,被译为《哈佛极简中国史》,在中国出版。

 

今年90岁的克雷格是著名东亚史研究专家,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主席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生于美国的他,对东亚、日本产生兴趣,是因为早年的军队生活:1947年,他应征入伍,被派往日本宫崎和京都服役。退伍在法国读完经济史本科后,他开始在京都大学读研。返回美国后,他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赖世和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959年,他留校任教,正式开启了学术生涯。

 

克雷格一直专注于日本研究,代表作包括《明治维新时期的长州》《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克雷格开始研究中国史。2001年,他出版了《中华文明遗产》。

 

在这本270页的著作中,克雷格未采用传统的中国史学叙事方式,而是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从诸子百家争鸣的早期中国,到构建最早帝国的秦汉,从帝制时代高峰的隋唐宋元,到帝制时代晚期的明清,最后到探索出路的近代中国,克雷格以他者之眼、同情之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荣辱兴衰。

 

1月16日,围绕《哈佛极简中国史》,腾讯文化对人在美国的克雷格进行了电话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研究日本史,首先得研究中国史




费正清


赖世和


腾讯文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你向你的诸位老师致谢,他们分别是史华慈、赖世和、杨联陞、费正清。在你的印象中,这些老师各有哪些特点?

 

克雷格: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我在费正清、赖世和和史华慈的课程中了解了中国和日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中国不同的朝代、古代中国的思想。

 

杨联陞是带有浓厚中国传统的学者,教学方式如同中国大学老师,但他的视角是中国人的,不是世界史的。费正清是美国人,在二战时到过中国,中国史是他所喜爱的世界史的一部分。赖世和出生于日本,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但他很熟悉中国史,写过关于唐代的《圆仁唐代中国之旅》等书。

 

腾讯文化:《哈佛极简中国史》写于何时?写作初衷是什么?

 

克雷格: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这本书,大概用了四五年。说到写作初衷,首先,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也非常有意思。其次,我对日本史很感兴趣,但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深受中国影响。日本的文明很独特,但同时又多是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演变和发展的,所以研究日本史,首先得研究中国史。在写完《中华文明遗产》后,我又写了《日本文明遗产》。

 

腾讯文化:《哈佛极简中国史》的英文名是“中华文明遗产”(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你如何选择讲述中华文明的起点?

 

克雷格:根据传统,中国文明始于商朝,然后历经诸多封建王朝。尽管最早的中国人在商朝之前就存在了,但是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只能证明商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因此,我决定从商开始讲述。




中国的第三次商业革命是受西方影响




《中华文明遗产》一书封面



腾讯文化:你把“帝制时代的高峰”设定在隋唐、两宋甚至元朝。这个高峰是帝制的高峰,还是综合国力的高峰?

 

克雷格:我不想表述一些概括性的观点,有些关于中国史的概括性观点实际上是错的,或者无法被证实。比如我觉得唐诗宋词很棒,但我不喜欢明清诗词。这是否意味着唐宋时期的诗词更好一些?对我而言是这样,对其他人未必。

 

我觉得唐朝更开放,因为能汲取外界的影响,但明清排斥外界的影响,更加保守。从这个角度而言,唐朝处于高峰。而就军事力量而言,明清可能处于高峰。所以界定谁高谁低,并非只有一个标准。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蒙古人创设的中书省以及下设的十个行省制度,认为“这些高度中央集权的机构和蒙古人专断的决策方式加速了在前朝就开始萌芽的专制主义的趋势”。对此应如何理解?

 

克雷格:蒙古人力量强大,入侵并统一了中国。他们并不排斥中国人,被征服的中国人和蒙古人一起作战。

 

不过,蒙古人很专制,设置了各种机构,将权力集中于自身。在元朝,蒙古人的处境很优越,但中国人则不然。也有一些中国人担任元朝要职,但蒙古人从未让中国人担任蒙古军队的将领。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详细阐释了中国在1500-1800的大扩张是“第三次商业革命”,但对第一次商业革命和第二次商业革命只是一笔带过。能否分别说明这两次商业革命?这三次商业革命的不同是什么?

 

克雷格:第一次商业革命和第二次商业革命分别发生在汉代和宋代,但汉代和宋代并非商业帝国。我认为,可以这样描述它们:“在这两个帝国,商业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的阶段,商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人特别是广州地区的商人变得更强大,这也部分缘于当时政府统治的无力。

 

第三次商业革命与前两次不同的,还有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前两次商业革命是中国本土的,除了和日本、东南亚、中东偶尔的贸易往来,大多数商业发展来自中国内部。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明王朝崩塌和满族人建立政权造成的断裂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原因之一是满族人在征服中国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汉化。相对于汉族来说,同样是异族建立的政权,为何蒙古人始终未能像满洲人那样汉化?

 

克雷格:蒙古人和中国文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同时又能统治整个国家。但满族人是比蒙古人更成功的统治者:前者统治中国三百多年,后者短得多。不过,满族人的成功是通过汉化来实现的——他们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统治中国。满族人不想和中国人分开。

 

当你问当时中国北方的满族人是满族人还是中国人时,大多数人很难说清。而蒙古人就会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蒙古人。”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分离”导致蒙古统治者很快没落。

 


西方并不了解多少中国史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指出“中国在19世纪是失败的”这种观点并非是西方强加的,而是中国人自己总结的。你如何看待这段中国历史?

 

克雷格:在清朝,爱国主义情绪转移,从忠诚于政府转移到忠诚于新的思想。以孙中山为例,他代表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它诞生于清朝,同时,孙中山的思想也代表了西方思想,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新思想:孙中山领导中国人走向共和,创立中华民国,而非另一个朝代。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指挥军队,他的思想也深受西方影响。从19世纪开始,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受西方影响,新的朝代没有形成,王朝告一段落。西方思想涌入中国后,中国的新领导者不得不对原有思想进行一些调整,让西方思想为己所用。

 

腾讯文化:西方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段历史?

 

克雷格:我认为西方并不了解多少中国史,尽管在西方有很多关于中国、中国和西方关系的书,但一般来说,对西方而言,中国依然很陌生。中国离美国、欧洲都很远,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船长和商人主要依靠的是自己。即使在今天,西方对于中国史的了解依然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我对中国史的了解比一般人多,但我对很多内容仍然不清楚。

 

中国本身就很复杂。语言是巨大的障碍。要了解中国,必须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但汉语并不好学。在西方,人们曾给学习各种语言的难易程度排名,从易到难,排第一的是英语,第二是西班牙语和法语,第三是德语,那些接近中国的远东国家的语言排第四,汉语排名第五。汉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书写也很复杂。

 

腾讯文化:近代中国,传统价值逐渐崩解,其中包括儒家价值观。你指出“儒家社会政治认同’崩塌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新的、强大的民族主义”,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克雷格:对于民众而言,面临国家的崩溃,心情总是会很复杂,饱含各种滋味。这里所提及的民族主义,最初指反对清朝的感受,后来是反对西方的感受,这其中不仅包括对中国未来命运的乐观,也包括对外界影响的敌视情绪,这些描述看起来很简单,却是真实的情况。

 

这不像唐代。当时中亚其他国家不强大,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也很虚弱,中国非常强大。那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不会被外来影响所左右。

 

腾讯文化:你最近在做什么研究?在中国和日本游历,分别给你什么印象?

 

克雷格:我目前的研究主要和日本有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对研究中国产生兴趣。

 

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在日本旅行,你会感觉穿越到中国唐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都很有毁灭性,但在日本,战争的破坏性相对小一些,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古建筑能够留存下来。此外,日本对古建筑的修复原则和中国革命性的修复原则完全不同。



《哈佛极简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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